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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律师质量衡量标准构建的必要性
来源:苏州刑事律师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16日

苏州刑事律师谈到刑事辩护质量标准的构建问题,自然就会想到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无效辩护制度对于促使律师尽心尽力地履行辩护职责,保障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有人主张我国应借鉴美国做法引入无效辩护制度。也有人认为,这种主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总体上讲,我国不具备引入无效辩护制度的条件。

苏州刑事律师

苏州刑事律师在本文不探讨无效辩护制度是否应该引进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无论是否引进无效辩护制度,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明确的评价刑事辩护质量的标准。马库斯·白金汉和科特·考夫曼就曾说过:对标准的衡量能永远推动绩效表现。

2012 年刑诉法修改在刑事辩护制度上有很大进步,而刑事辩护质量的判断标准问题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核心,却未被纳入考虑之中,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果辩护人未尽职责,致使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人被判有罪、罪重等情形,根据什么来认定辩护律师的不当行为;如果辩护人己经尽到了合理的职业义务,但是仍然被犯罪嫌疑人和被追诉人认为没有尽职尽责,根据什么来评估辩护人的辩护行为。我国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没有可行的标准就无法衡量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质量,所以确定刑事案件辩护的质量标准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有效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确保辩护权的真正实现

辩护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控辩平衡,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得到公正审判。在美、英等国家,获得律师有效辩护已经被判例法确认为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国际人权公约也在许多地方规定辩护律师应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因此,如果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了辩护律师的帮助,就认为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保障,甚至得到了公正审批,这是荒谬的。因为得到律师并不等于当然得到了律师的辩护,更不等于律师会给予积极、正确和有效的辩护。

伴随着现代法治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刑事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制度从关注形式上“有律师辩护”,进一步发展到是否获得了“有效的律师辩护”。有效律师辩护是刑事案件被追诉人辩护权实现的实质内容,是现代刑事辩护的核心。我们在解决了刑事案件被告人“有律师辩护”形式正义的前提下,应致力于追求“达到辩护水平的律师辩护”的完善,以实现法治的实质正义。因此,只有确立刑事辩护的质量标准,律师才会在一定的监督下提高自己的辩护技能,勤勉而忠实地为被告人服务,履行有效辩护的义务,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确立刑事辩护质量标准的意义在于,促使获得律师辩护权从形式平等逐步向实质平等跨越。只有充分、有效的刑事辩护才能保证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刑事辩护权的真正实现。

(二)辩护现状的需要

在委托代理中,在代理费激励下,有的律师还敢于辩护,而更多的律师则是在接受刑事案件代理后,只是常规性的会见、阅卷、出庭,根本不做任何证据的收集、调查与核实工作。

在法律援助案件中情况就更为突出,承担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律师往往只进行“形式”上的辩护,法庭上象征性地发表几点辩护意见,使得指定辩护成为徒具辩护形式而很少能发挥实际效用的“鸡肋”。2010年初发生在福建南平的郑民生砍杀学生案件庭审辩护就是例证。又如2009年5月18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通报了这样一组数据: 在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中,只有38% 的案件中辩护律师(既包括委托的辩护律师,也包括指定的辩护律师)提出了阅卷和复印卷宗的要求。有实证调查显示,认为中国刑事辩护质量 “一般”、“差” 或 “很差” 的人数比例占到 93.7%,认为辩护总体质量 “很好”的仅占 6.3%。对辩护律师评价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高达601%,47%的被告对自己的辩护律师不满意。在不满意的原因中,33.3%的被告对辩护律师的庭审表现不满意,认为“律师庭审时辩护的不充分,辩护不得要点”。

苏州刑事律师赵春华认为,在中国,80%的律师刑辩水平很低。事实上,不仅仅律师界持这样的看法,法官与检察官也有这样的感觉。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辩护已占到所有刑事辩护案件的80%以上。修改的刑诉法实施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可能会大幅增长。我国指定辩护的比例即使达不到别国的水平,其绝 对数字肯定是很大的,如果辩护人在有能力履行辩护职责的情况下,而不与控诉方展开积极对抗,只是简单地履行庭审程序,这无疑会导致庭审成为简单的“生产流水线”。

接受委托的刑事律师起码还有来自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监督与制约,而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则全然没有任何外来约束机制。为了监督刑事辩护的效果,应该确立刑事辩护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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